第十章 来自草原的一封信(下) (第2/4页)

，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。

    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，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，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，正要转身离去，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，他手里举着一封信，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。

    我和胖子微微一怔，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，心里还十分纳闷，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？燕子也十分好奇，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，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，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，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，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，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，才把信寄到了军区，随后又被转寄过来。

    我拆开信件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，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，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，她年纪和我们相仿，是文艺尖子，我们一见如故，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，在毛主席的故乡，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，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，结果后来手都肿了，在革命圣地延安，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，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，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，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，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，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，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。

    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丁家总共四个孩子，分别以“抗美援朝，忆苦思甜”为名，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，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：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