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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天再交给她，然后说：你看，我也可以挣钱，所以你不要再那么辛苦。

    一个周末，她反常地呆在家，给我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，让我去楼下人家待着。

    “不不不，”她飞快改口，“公园、学校，随便哪里吧，晚饭再回来，懂了吗。”

    那时候的旧楼房没有电梯，楼道的灯泡也时好时坏，没有大人会让小孩单独下楼梯。我第一次一个人下高高的八层楼，还被上去的叔叔笑“怎么那么贪玩，也不让个大人带带”。

    越接近底楼越能感觉到潮气，雨很快隔着最后十二格阶梯落下来，我没带伞，转身踩上回八楼的阶梯。

    慢慢爬回去的过程里很快组织完怎么向mama交代——其实也根本不用交代不是吗？只需要一句：mama，外面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我需要伞。

    我拖着脚步回到家门前，听到屋子里的女人发出比雨还潮、还湿的喘息。那声音黏腻尖细，可怕得有些陌生。

    还有一道耳熟的男声，我想了想，很快回忆过来那是在楼道里碰过一面的叔叔。

    那个周末不止一位这样的叔叔踏上八楼，有骂罗文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，也有二话不说直接把她压到门板上的。我躲在昏暗角落，充当沉默的收音机，收听了全部。

    她开心吗？又哭又喘的，是不是很难过？可为什么哭声里又透着欢乐？

    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，许多听来的话也只是印在脑子里，经年过后逐步理